坚强母亲献肾救女

    “妈妈，妈妈！” 天还没亮，刘佳忽然从睡梦中惊醒，不断地呼喊，额头上沁满细密的汗珠。

　　“妈在这呢！”高淑英轻轻帮女儿捋了一下贴在脸上的头发，轻声安抚着她。

　　看着日渐苍老的母亲，刘佳心里特别歉疚——已经18岁的自己不但无法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如今还要年近半百的母亲献出一个宝贵的肾脏，她觉得欠母亲的实在是太多了。

　　妈妈术前仍在忙碌

　　手术前一天，高淑英还在忙着办理各种手续，一点儿看不出是个第二天就要上手术台的人。

　　“妈，谢谢你。”刘佳使出浑身的劲儿，从嗓子眼儿挤出一串沙哑的声音，惹得高淑英的泪水又忍不住流了出来。

　　“傻孩子，跟妈说这话干嘛？”

　　“妈，我舍不得……舍不得让你为我遭罪啊！”刘佳已经泣不成声。

　　高淑英将女儿一把搂入怀中，在女儿的脸上亲了又亲，“只要能救你的命，妈就是把两个肾都给你也心甘情愿。”

　　刘佳不出声了，泪水顺着肿胀的脸颊无声地滑落。此番入院，医生在刘佳的左颈处切了一个小口，从这里进行血液透析，可以适当减小一些痛苦，但由此造成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整张脸都肿胀得厉害，一按就是一个小坑。

　　“高淑英，准备手术了。”护士推着担架车来到病房，此时是早上7：30。

　　“佳佳，妈妈身体好着呢，不会有事的。”高淑英冲着女儿笑了笑，出病房时母女二人互相打了个代表胜利的“V”形手势。

　　为救女儿 不怕痛苦

　　“这娘儿俩啊！但愿她们都好好的。”站在一旁的刘树旺已经热泪盈眶，这段时间他的心一直紧紧地揪着，牵挂妻子和女儿的安危。最近两个月来，每天三次的腹膜透析不仅让刘佳的病情没有一点好转，反而越发加重——浑身皮肤青黑，水疱在全身留下密密麻麻的紫色疤痕，整天都处在昏迷中，体重已经不足35公斤。

　　“从孩子现在的情况看，只有进行肾移植才能控制住病情的发展。”一次会诊后，医生将治疗方案告诉刘树旺夫妇。但这个消息让夫妇俩又喜又愁，喜的是孩子总算有治愈的希望了；愁的是肾源从何而来！

　　“把我的一个肾给孩子。”夫妇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还是捐我的吧，你有高血压，不合适，再说以后还得靠你养活我们娘俩了呢。”高淑英的语气很平静，但却不容丈夫反驳。刘树旺低头不语，任凭泪水滑落。

　　从那以后，夫妇俩就开始瞒着女儿几次到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各种检测。配型检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对高淑英进行器官造影时，首先要从她的静脉血管大剂量注入药液，这种液体让高淑英觉得五脏六腑犹如被一团烈火炙烤着。

　　“还能坚持吗？”医生关切地问。

　　“能。”高淑英咬牙回答——“为了我的孩子，再难受我也能忍。”她在心中默默为自己打气。

　　醒后第一句话：救孩子

　　9：35，刘佳也被推入了手术室。

　　“孩子刚和我说，想等病好了出门看看。”最近十年来，外面的世界对于刘佳而言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在她的意识中，医院和家已经成为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她没有一个同龄朋友，没有去过公园和博物馆，没有上过网打过游戏，治疗外的所有时间都只能靠看杂志和听音乐来消磨。

　　14：00手术室的大门打开了，高淑英被护士推出来时已经苏醒，躺在担架车上努力地仰着头，朝手术室内张望着——女儿的手术还在进行着。

　　“救救我的孩子！”尽管麻药的作用尚未完全消失，高淑英苏醒后含混不清地说出了第一句话。身边的护士听到后眼睛不禁湿润了。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佳的手术仍然在进行中。主治医生王智平告诉记者，手术总体状况比较正常，但由于刘佳身材瘦小，母亲的肾脏需要经过一番复杂的修整才能植入她的体内，因此需要较长时间，手术结束后刘佳将被转往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

　　18岁的刘佳从8岁开始患上肾小球肾炎，近年来病情不断恶化，已发展为尿毒症。

　　47岁的高淑英为照顾女儿在2002年就办理了内退手续，现在每月只有580元退休金。49岁的刘树旺在天津市第二塑料厂工作，也已经几个月没有上班了，每天和妻子睡在医院的长椅上，把省下来的钱用来给女儿治病。

　　这次住院，刘树旺东凑西拼地借了8万元，其中包括高淑英积攒多年的公积金和自己从厂里提前支取的工资，至于术后必不可少的抗排异治疗，他说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