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手术前三天才知捐肾“好心人”是亲妈

    昨天下午，南京市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郭宏骞例行巡查病房。当他走到107病区7号床时，46岁的白玛曲珍正躺在床上，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见到医生查房，白玛曲珍连忙放下电话，冲着郭宏骞不好意思地笑笑。

    白玛曲珍也是一名医生，不过她是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班戈县佳琼镇的一名医生，同时她也是一名母亲。如果不是为了隔壁病房的儿子，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开那个小镇，来到南京。

    儿子病了不忘工作

    儿子病了先是胸膜炎，又来尿毒症白玛曲珍的儿子叫尼玛次仁，今年25岁，是班戈县佳琼镇完全小学的一名数学老师。此刻，他正躺在与自己母亲一墙之隔的肾移植无菌隔离病房里。

    2005年3月的一个晚上，正在批改作业的尼玛次仁突发高烧，紧接着他由于胸膜炎导致了严重的胸腔积水。被送到当地最好的地区医院治疗后，尼玛次仁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由于基层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尼玛次仁就借着来到地区医院就医的机会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却让尼玛次仁大吃一惊：早期尿毒症。

    儿子很坚强坚持工作，终于病倒

    回到家中，尼玛次仁并没有将病情告诉父母和自己的妻子次卓，而是转身进了学校，他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并代着一年级和五年级的数学课，他不在的时候，课程基本上都是妻子次卓代教的。次卓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汉语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尼玛次仁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食欲不振、尿量减少、全身浮肿、贫血……越来越多的尿毒症症状开始出现在他的身上。2006年年初，尼玛次仁倒在了课堂上。

    求医救儿子没有肾源，还要很多钱

    在白玛曲珍的眼里，儿子尼玛次仁是一名孝顺的儿子和优秀的老师。身为班戈县佳琼镇卫生站的医生，从2006年年初开始，白玛曲珍每周都要带着儿子到班戈县城医院或那曲地区医院寻求治疗方法。“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尿毒症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换肾。”可是高原上条件有限，那曲地区医院院长刚玛劝她带儿子去距离藏边最近的四川成都求医。

    2007年12月，白玛曲珍和丈夫多吉次仁带着儿子先从那曲辗转至拉萨，再由拉萨乘坐飞机到了成都。在成都华西医院，医生表示一时很难寻找到合适的肾源，而且就算解决了肾源，手术费、医疗费等也要30万左右。为了治病，尼玛次仁家里已经一贫如洗，银行特批的20万元贷款也已所剩无几。

    妈妈撒谎为救儿子

    爸爸带来好消息南京技术好，手术费低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眼看着又一个藏历新年就要来到，尼玛次仁感觉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刻，父亲多吉次仁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华西医院的一位专家可以介绍他们去南京鼓楼医院就诊，而南京鼓楼医院的肾移植手术技术一直名列前茅，不但成功率很高，而且手术费用很低，仅需10万元左右。白玛曲珍决定带儿子飞赴南京。

    妈妈也很兴奋南京有人愿捐肾

    就在他们一家准备飞来南京之前，白玛曲珍一脸兴奋地告诉尼玛次仁：“南京有个好心人愿意无偿捐赠一个肾，尼玛你有救了！”尼玛次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妈妈，这是真的吗？”看到儿子那种带有强烈求生愿望的表情，白玛曲珍认真地说：“是真的，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心人，他愿意为你捐赠一个肾。”

    妈妈常失踪原来就是隔壁“好心人”

    今年2月8日，白玛曲珍和丈夫多吉次仁、儿媳次卓一起带着尼玛次仁来到了南京。这一天，正是汉族传统春节的大年初二，整个南京城正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然而一连几天，那个为尼玛次仁捐肾的“好心人”都没有露面，医生只是让尼玛次仁安心静养，让虚弱的体质得到恢复，尼玛次仁心里暗暗有些着急。2月14日，医生告诉尼玛次仁：“那个‘好心人’已经来了，就住在隔壁的病房。”惊喜的尼玛次仁挣扎着想去看望一下这个给自己带来希望的“好心人”，被医生劝阻了下来。

    之后，尼玛次仁发现原本经常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妈妈白玛曲珍常常“失踪”。

    3月17日，手术前三天，尼玛次仁一觉醒来，发现值班医生和白玛曲珍在病房门口小声地争论着什么。白玛曲珍想早几天动手术，将自己的肾脏移植给儿子。“原来，‘好心人’就是妈妈啊！”

    接下来的几天，尼玛次仁开始拒绝治疗，医生反复解释，他母亲的肾脏移植后对他十分有利，而且不会对白玛曲珍的身体造成很大危害。最后，尼玛次仁终于同意手术正常进行。
 
　  手术成功尚需观察3个月

    3月19日，白玛曲珍和尼玛次仁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三个小时后，白玛曲珍的一个肾脏被取出。又过了三个小时，这个肾脏被成功地安装在尼玛次仁的体内。3月20日，白玛曲珍挣扎着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了无菌监护病房，当她看到尼玛次仁正在冲着她笑时，她幸福地哭了。“医生说他还要观察休养3个月，而我过几天就完全好了。”

    白玛曲珍让丈夫多吉次仁办了两张南京本地的电话卡，这几天，她天天通过手机和儿子通话，每次问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觉好些了吗”，“你知道我有多么希望他能好起来吗？他以前是个小牦牛似的小伙子呢！”白玛曲珍躺在病床上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