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日调查：您愿意捐献遗体吗？

    在生命终结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浪费生命，他们希望把自己完全燃尽，他们就是遗体捐献者，他们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谢幕。

    ４月７日是第５８个世界卫生日，新华网山西频道编辑部接到网民打来电话，称愿在死后将其遗体捐献出来，并请本网帮助认识一些志同道和之人。

    以下是本网对这位自称愿意捐献遗体人的专访。

    张培钢：１９５８年生人，在年近半百时，他不愿意将来"作为一个老人犯下生命中最后一个错误"

    "国家领导人都愿意将眼角膜捐献出来，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希望为社会做点贡献。"４月７日，在世界卫生日当天，新华网山西频道记者见到了张培钢。他的职业是保安，上午八点钟刚下班就来与记者见面，表达他积蓄已久的心愿。刚刚下了夜班的他眼睛里还是红红的，一身朴素的穿着，坐在沙发里还显出一点点紧张。

    八十年代，二十多位老同志倡议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界利用，是殡葬改革的一大飞跃；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把角膜捐献给了医学事业。

    不善言谈的老张有一个很朴实的观点："虽然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辉煌的经历和令人侧目的财产，但是愿意为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老张讲，自己希望可以捐献遗体就是想帮助那些身患重症，急需援手的人们。这样既可以使自己的人生无憾，也能让更多的人幸福的继续生活。

    "死后进行土葬、火葬，其实是对土地、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 张培钢认为，"人辛辛苦苦一生，到了了不仅把自己浪费掉，还给家庭增加一定负担，我不愿意这样做。"

    张培钢告诉记者，前两天是清明节，他看到那么多逝去的人占了很大面积的墓地，而逝者的家人因为他们的去世增加负担，有些贫穷的家庭因为高额的丧葬费闹得家人反目。

    张培钢说，他希望结识一些与他有同样愿望的人。他不愿意将来"作为一个老人犯下生命中最后一个错误"，并希望全社会都能有一种意识，推动殡葬制度的改革。

    记者就遗体捐献事宜采访了山西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王秀玲部长。

    王秀玲：全社会应提高意识，要让老人最后的"财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介绍，从１９９８年山西省开展遗体捐赠工作开始至今，只成功捐献了１４例。

    王秀玲告诉记者，当前遗体捐赠工作存在三方面困难。

    首先，机构限制。据介绍，１９９８年山西省曾在全省发过遗体捐献工作规范，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只有太原市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使许多有意愿的人无法捐献。

    其次，许多医院、学校为了节省费用，遗体主要来源于火葬场及犯人的遗体。

    最后，由于整个社会的意识问题，如亲属害怕丢面子等问题。许多愿意捐献遗体的人去世后，其家属有不同意见或者意见不统一，这就导致遗体无法捐献。

    王秀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全社会公众应该提高意识。"为老人买个公墓，花三五万，还不如让老人的最后'财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记者了解到，在发达国家，身后捐献角膜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行为。在日本，遗体捐献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甚至把身后捐献器官视为一种美德。

    而青岛和苏州先后在公墓选址建造了纪念林，北京、重庆、天津等地都已经建成了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定期举行纪念活动。上海市红十字会最近还开通了遗体捐献纪念网站，把遗体（角膜）捐献实现者的音容笑貌留在网站上，使之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被遗忘，不因空间的转移而消失；而志愿者的亲属好友，也能不受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限制，在网络上通过献花、点歌、敬酒和点蜡烛等形式，纪念、祭奠亲人。

    "可喜的是，现在咨询的人多起来。" 采访结束时，王秀玲说。

    相关链接：捐献遗体有何用？

    遗体是医学科研、医学教学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材料，遗体利用是医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复旦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院长郭慕依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遗体利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医学教学，供医学院校学生观摩和解剖。解剖尸体是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西方发达国家医学院有充足的遗体资源供学生解剖实践，而我国由于捐献遗体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遗体资源十分缺乏。据市卫生局统计，目前上海每年医学科学、教学所需遗体约720多具，实际捐献的遗体仅220具，影响了上海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二是临床尸解，借以验证诊断。对有些患者，通过临床尸体解剖，可以验证医生的诊断是否正确，并积累医疗经验。

    三是医学研究，进一步分析疑难杂症的病理机制。

    此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捐献遗体还可以移植角膜、肝脏、肾脏等器官，使那些肾功能、肝功能衰竭和眼睛失明的病人得到治疗和挽救。